北宋文学家李格非画像
李格非（约1045年—约1105年），字文叔，齐州章丘（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 ）人，北宋文学家，女词人李清照之父。苏轼之门生。
李清照《上枢密韩公诗二首》诗序中称“父祖皆出韩公门下”，可知其父祖辈皆为“蚤有盛名，识量英伟”（《宋史·韩琦传》）的学士韩琦的门下士。幼时聪敏警俊，刻意于经学，著《礼记说》数十万言。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中进士，初任冀州（今河北冀县）司户参军、试学官，后为郓州（今山东东平）教授。宋代有兼职兼薪制度，郡守见他清贫，欲让他兼任其他官职，他断然谢绝，表现了廉洁清正的晚节。
李格非生平：元丰八年（1085年）九月十三日，李格非为已故同里人、家住明水以西廉家坡村的齐鲁著名隐士廉复撰写《廉先生序》一文，述其平生，证其为人，传其不朽。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官太学录。他专心著述，文名渐显，于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再转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轼”，与廖正一、李禧、董荣同在馆职，俱有文名，称为苏门“后四学士”。同年十月，哲宗幸太学，李格非奉命撰《元祐六年十月哲宗幸太学君臣唱和诗碑》。元祐四年（1089年），官大学正。
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为相，立局编类元佑诸臣章疏，召李格非为检讨，拒不就职，因而得罪，遂被外放为广信军（今河北徐水遂城西）通判。任职期间“有道士说人祸福或中，出必乘车，氓俗信惑。格非遇之途，叱左右取车中道士来，穷治其好，杖而出诸境”。表现出厌恶邪术、不信鬼神、反对迷信的思想。绍圣二年（1095年），李格非召为校书郎，著作佐郎。是年撰成他的传世名文《洛阳名园记》。《宋史·李格非传》云：“尝著《洛阳名园记》，谓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其后洛阳陷于金，人以为知言。”《洛阳名园记》10卷，记洛阳名园，自富郑公（富弼）以下凡19处。北宋朝廷达官贵人日益腐化，到处营造园圃台谢供自己享乐，李格非在对这些名园盛况的详尽描绘中，寄托了自己对国家安危的忧思。绍圣四年（1097年），李格非升任礼部员外郎。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朝廷内排挤元祐旧臣。李格非因名列“元祐党”，被罢官。《宋史·李格非传》：“提点京东路刑狱，以党籍罢。”根据元祐党人“不得与在京差遣”的规定，李格非只得携眷返归明水原籍。崇宁五年（1106年）正月，毁元祐党人碑，大赦天下，除一切党人之禁，叙复元祐党人（见《宋史·徽宗纪》）。李格非与吕希哲、晁补之等“并令吏部与监庙差遣”（《续资治通鉴拾补》），但禁止到京师及近钱州县。“监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空头职衔，故此后李格非仍在原籍居住。大观二年（1108年）三月八日，李格非曾陪同当时的齐州知州梁彦深游于历山东侧佛慧山下的甘露泉，并镌文于“秋棠池旁之石壁上，题名曰：“朝请郎李格非文叔”（乾《历城县志》）李格非卒年不详，《宋史·李格非传》仅载：“卒，年六十一。”
李格非刻意于词章，诗文俱工致，尝言：“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刘克庄评论其“文高雅条鬯，有意味，在晁、秦之上，诗稍不逮”，然亦多佳篇（《后村诗话》续集卷三）。《洛阳名园记》为其散文代表作，南宋楼昉谓其文“不过二百字，而其中该括无限盛衰治乱之变，意有含蓄，事存鉴戒，读之令人感叹”（《崇古文诀》卷三二）。也能诗，《过临淄》、《试院》等篇清朗雅洁，为人所诵（《后村诗话》续集卷三）。著有诗文四十五卷，今已佚（同上书）。其《洛阳名园记》自宋时即有单刻本行世，今存《百川学海》本、《宝颜堂秘笈》本、《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全宋诗》卷一○三一录其诗九首。《全宋文》卷二七九二收其文一卷。事迹见《东都事略》卷一一六、《宋史》卷四四四本传。
李格非著作颇丰。《宋史·艺文志》载，李格非有《礼记精义》十六卷、《史传辨志》五卷、《洛阳名园记》一卷、《永洛城记》一卷。又，《遂书堂书目》及《后村先生大全集·诗话续集》载《李格非集》四十五卷、《涧泉日记》卷上载有《济北集》、张邦基《墨庄漫录》载有《历下水记》。只可惜各书皆佚，现仅有《洛阳名园记》一卷传世。
李格非现存遗文、断篇及书目可知者尚有《廉先生序》（《章丘县志》）、《书战国策后》（南宋绍兴丙寅姚宏《重校战国策·叙录》）、《人元柏六年十月哲宗幸大学君臣唱和诗碑》（《枫窗小犊》）、《傅尧俞疏》（毕沅《中州金石志》）、《破墨癖说》（张邦基《墨庄漫录》）、《杂书》二篇（《墨庄漫录》、《人冷斋夜话》）、《李格非论文章》（彭乘《墨客挥犀》）、《祭李清臣文》（《后村先生大全集·诗话续集》）。
齐鲁书社出版中国孔子基金会《儒家石头上的文献——曲阜碑文录》，第169页可见现存于曲阜孔林思堂之东斋的北墙南起第一方石碣刻，上面写有：“提点刑狱、历下李格非，崇宁元年(1102年)正月二十八日率褐、过、迥、逅、远、迈，恭拜林冢下。”
《书〈洛阳名园记〉后》论曰：洛阳处天下之中，挟肴渑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予故尝曰：“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
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者，无余处矣。予故尝曰：“园圃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
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予岂徒然哉？
呜呼！公卿士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意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参考译文:
现在我来作一结论：洛阳处于中国的中心，凭藉肴山与渑池的险阻，控制秦川和陇山的要冲，并且充当了赵、魏两地的堡垒，可以说是四方必争之地了。中国若是平安无事还算罢了，一旦发生变乱，洛阳必将首先遭受兵灾。因此我曾经说过：“洛阳的兴盛与衰败，便是中国安定和战乱的预兆啊！”
当唐代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在东都洛阳建馆舍、置宅第的，不下千有余家；等到它发生动乱的时候，接踵而起的是梁、唐、晋、汉、周的残酷战争。洛阳的池塘竹树，遭到兵车的蹂躏践踏，变成了座座废墟；高大的凉亭、轩敞的水榭，也被烟火焚燎，化成堆堆灰烬。它们都与大唐江山同归于尽，没有剩下一处了。因此我曾经说：“这些园林的兴盛与荒废，便是洛阳繁盛与衰败的预兆啊！”
既然中国的安定与战乱，从洛阳的盛衰迹象上可以看出来；而洛阳的盛衰，又可以从这些园林废兴的迹象上看出来，那么我写这本《洛阳名园记》，难道是徒劳无益、白费笔墨吗？
唉，公卿士大夫们正当进用于朝、官高爵显的时候，大都放纵自己的私欲，任意而为，而将天下的治理与荒乱抛在一边。他们想在告老致仕以后安享林园之乐，能够做到吗？有唐一代没落的道路便是前车之鉴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