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上酒令早已有之。宋代风盛斗茶，有竞争之意，仍无行令之习。自李清照夫妇品茶行令始，妙趣横生的茶令逐渐流行。南宋王十朋有诗句曰：“搜我肺肠著茶令。”自注曰：“余归，与诸子讲茶令，每会茶，指一物为题，各举故事，不通者罚。”茶令风行于江南一带，其方法与李清照夫妇之行令极为相似。李清照堪称“茶令”的开山鼻祖。
知识乃文人之财富，读书藏书是文人最大乐趣。茶与书结缘，使文人把读书与品茗两种生活艺术结合起来。烹茶读书，始于盛唐，中唐后文人烹茶读书就已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到了宋代，读书与饮茶更是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了。饮酒读书与饮茶读书是两种读书形态，文人也有饮酒读书的，北宋文人苏舜钦“汉书下酒”的故事颇具代表性。饮酒读书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读书，它是一种豪放、感兴的意态。饮茶读书乃是文人的一种选择，也是文人用以表现生活态度的一种方法。饮茶读书成为李清照与赵明诚这对文人情侣闲暇必备的清课，他们饮茶读书的趣事成为茶文化史上流传的美谈。
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记述有她与丈夫回青州故里闲居时品茗行令的趣事：每获一书，即共同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舞、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后，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
赵明诚在《白居易<楞严经>跋》中记述了赏帖烹茗的趣事。赵明诚在淄州当太守时，得知辖区内一郝姓人家珍藏有唐代白居易手书佛教《楞严经》，便登门拜访。主人得知太守是位收藏鉴赏大家，十分敬重，捧出《楞严经》相示。赵明诚如获至宝，征得主人同意，借回府中与妻子共欣赏，不觉已是午夜时分，两人便烹煮小龙团，一边品茶，一边展玩，没丝毫睡意。两个痴心人，一对雅夫妻，就这样品茗啜饮，相对展玩，尽一时之雅兴，得无穷之乐趣。
由于茶有兴奋大脑消除疲劳的功效，读书时头脑清醒，能增强记忆。卢全《七碗茶诗》有“三碗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对于文人，饮茶读书又是一种学究式、探讨式地做学问。李清照读书，史载能过目不忘，除了她博闻强记外，饮茶不能不说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李清照不仅乐于品茗行令，她还是一位“分茶”高手。分茶即点茶，“分”是调的意思，以筅击拂，使茶汤与茶末和谐融合，生花咬盏。茗战时便称斗茶，如果仅仅是个人烹玩，就称分茶或点茶。分与点，一是以瓶注汤，一以筅击拂，是从不同角度揭示的点茶的两个关键技术动作。在煮茶时，候茶汤浮细沫如乳，便用箸或匙搅动，使茶汤波纹变幻出各种各样的形状，虽然瞬间即逝，但仍具很高的审美价值。分茶玩者必须具备较强的想象力，它的创造空间大，所以文人雅士热衷于此道。他们专注于这种美的比较与享受，以为一种休闲的消遣，自娱娱人。
宋代玩分茶的主要是僧人和文人。文人中做过翰林的大多擅长分茶，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南宋的陆游、杨万里、王十朋等都善于分茶，都有关于分茶的诗作。李清照对分茶的赏玩水平很高，称得上能手，她的词作里就有不少忆及玩赏分茶的词句：“当年曾胜赏，生香薰袖，活火分茶。＂（《转调满庭芳》）李清照另一首词《摊破浣溪沙）亦曾写道：“豆蔻连梢煎熟水，莫分茶。”这是她总结平日玩赏分茶的经验，指出了不宜分茶的情况。
赵明诚在北宋末年的动荡中死去，李清照从此孤身一人，在寂寞凄凉中写了不少感伤时世、悲叹身世的词。“酒阑更喜团茶苦，梦断偏宜瑞脑香”，在极度悲痛之余，她靠一杯浊酒、一盏清茶排解内心愁苦。人处此境，剩下孤身独酌香茗，当年品著行令猜典述故的乐趣全没了，唯有团茶的苦涩留齿不散，慢吸细嚼。茶，依然是茶，苦也是茶，乐也是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