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18 岁时，在东京汴梁和太学生赵明诚结婚。婚后二年，赵明诚出任官职，后四年，授鸿胪少卿。大观元年（1107）三月，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罢尚书右仆射，改任闲职，五日后辞世。又三日，时任尚书左仆射的蔡京，即对施恩提携反而终成政敌的赵挺之痛下杀手，借口其“交结富人”“身为元祐大臣所荐，力庇元祐奸党”，将赵挺之在京师的家人亲戚系狱问罪。虽然几个月后赵明诚兄弟被释放，但官场上已无二人立足之地。父丧亦必须返乡守制，赵氏祖籍乃山东密州（今诸城），自赵挺之始徙居青州，于是赵李夫妇于这年秋天回到山东青州，开始了“屏居乡里十年”的生活。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很推崇东晋陶渊明，曾说：
“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且晋人能文者多矣，至刘伯伦《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晋人之上，其诚著也。”（《宋史·李格非传》） 李清照深受乃父思想熏陶，从险恶的政治漩涡逃脱出来，庆幸之余，更加崇敬不为五斗米折腰、解印归田的陶渊明，依其《归去来兮辞》意，与赵明诚将书房名之“归来堂”，并据辞中“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句，自号“易安居士”。
在李清照还乡前四年的崇宁二年（1103）九月，晁补之被蔡京列入“元祐奸党”，于湖州知州任上遭免黜。晁补之原籍山东巨野，元符元年（1098）迁居山东金乡城东，罢官后回到金乡买田架屋，修建“归来园”（或名“归去来园”），自号“归来子”，以《归去来兮辞》词句题园内外堂轩亭庵凡九处。
晁补之与李格非俱是苏门学士，交谊深厚。同任京官时的元祐四年（1089），晁补之曾为李格非的居所作《有竹堂记》，后成传世名篇。李清照少女时代便有诗名，晁补之常对士大夫称赞她。
有学者认为，李清照、赵明诚命名“归来堂”是对晁补之由敬仰而效仿 ; 甚至根据李清照的一首没有人名、时间、地点的祝寿词《新荷叶·薄露初零》，推测李清照离京返乡之初，或偕丈夫自青州，或随父亲从齐州（今济南），去过金乡归来园，给晁补之庆贺诞辰并献词。我意因没有直接证据，不如说他们在“归来”上不谋而合，更属佳话。只是晁补之、赵明诚追随陶渊明并不坚决，后来都复登仕途。
李清照晚年孤苦一人，流寓江南，回忆起夫妇坐青州归来堂拥书烹茶、其乐融融的日子，曾说当年“甘老是乡矣”。其实，这并不是李清照那时的主导想法，她还是愿意丈夫外出做官、博取功名的。只是经历了金兵入侵、故土沦陷、丈夫
病逝、家藏流散、寄身江湖、备受欺凌，种种苦难遭际后，愈加怀念那段夫妻相守、安定闲适的乡居生活。她把晚年的客地蜗居称作“易安室”。 宋代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评论李清照时写道：“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所谓“闾巷荒淫之语”，实为以口语直率地抒写对丈夫的相思之情。这从反面证明，李清照终身践行其父“诚著则文工”的文学主张，像陶渊明那样，不矫情，不做作，“字字如肺肝出”。其词文辞婉约而感情真挚自然，当时即被誉为“易安体”而引人师法。《李清照》马骥 绘二 2003 年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关于“容安馆”的由来，钱锺书夫人杨绛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有详细说明： “第三类是‘日札’——钟书的读书心得。日札想是‘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开始的。最初的本子上还有涂抹和剪残处。以后他就为日札题上各种名称，如‘容安馆日札’、‘容安室日札’、‘容安斋日札’；署名也多种多样，如‘容安馆主’、‘容安斋居士’、‘槐聚居士’等等；还郑重其事，盖上各式图章。我先还分门别类，后来才明白，这些‘馆’、‘斋’、‘室’等，只是一九五三年‘院系调整’后，我家居住的中关园小平房 ( 引用陶渊明《归去来辞》‘审容膝之易安’)。以后屡次迁居，在钟书都是‘容膝易安’的住所，所以日札的名称一直没改。” 2004 年，杨绛先生的家庭生活回忆录《我们仨》由三联书店出版，其中写道从清华大学搬家至新北大的中关园后： “蒋恩钿夫妇送来一个屏风，从客堂一端隔出小小一间书房。”“锺书《槐聚诗存》一九五四年诗，有《容安室休沐杂咏》十二首，就是他周末归来的生活写实。这间小书房就是他的‘容安室’或‘容安馆’。由商务扫描出版的《容安馆日札》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容安馆’听来很神气，其实整座住宅的面积才七十五平方米。由屏风隔出来的‘容安馆’仅仅‘容膝易安’而已。 ”钱锺书先生曾作《容安室休沐杂咏》，第一首是： 曲屏掩映乱书堆，家具无多位置才。 容膝易安随处可，不须三径羡归来。看过上面杨绛先生的两段记述和钱锺书先生的诗，想必读者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钱锺书的“容安馆”与李清照的“易安室”一样，都源自陶渊明“审容膝之易安”句。其实恐怕还有深入探究、追根溯源的空间，须知陶渊明的这句话亦是用典。
魏晋时著名医学家、史学家皇甫谧所著《高士传》卷中记载了战国时期陈仲子的故事：
陈仲子，齐国人。其兄于齐国高官厚禄，陈仲子认为不义，带妻子到了楚国，虽穷而不苟求不义之食。遭逢荒年，断粮三日，饿得头晕眼花，陈仲子爬到井边捡拾因虫咬而从树上掉下的李子，连吃三颗才看得清身边的东西。平时靠自己编草鞋、妻子织麻布换取衣食。楚王闻其贤德，派使者持金百镒前来，请他做丞相。
“仲子入谓妻曰：‘楚王欲以我为相。今日为相，明日结驷连骑，食方丈 ( 摆列一丈见方的各种肴馔，极言饮食丰盛。笔者注）于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书，乐在其中矣。结驷连骑，所安不过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过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怀楚国之忧。乱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
于是陈仲子出来向使者辞谢，然后与妻子逃到别处，给人家种地灌园。
在皇甫谧之前，同为西汉时期的韩婴《韩诗外传》和刘向《列女传》也都记录了这个故事。只不过故事的男主角，《韩诗外传》里是“北郭先生”，《列女传》是陈仲子。三书以《高士传》故事讲述最为详细，但其中陈仲子与妻的问答话语，则基本是照抄《韩诗外传》和《列女传》的，“所安不过容膝”“容膝之安”之语全都一模一样。
李清照的“易安”，无疑是从陶渊明“审容膝之易安”来的，因为有个“易”字，还因为“归来堂”。而钱锺书的“容安”，说源自西汉著作中的“容膝之安”，亦无不可。
有人或许要说，所举钱锺书的诗里不是也有“归来”吗？这“归来”可以理解为与“三径”同出于另外一个典故。东汉赵岐《三辅决录》（清代张澍辑本）卷二：“ 蒋诩归乡里，荆棘塞门，舍中有三径，不出，唯求仲、羊仲从之游。”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亦用此典：“三径就荒，松菊犹存。”
钱锺书先生一生不慕名利，超然物外，乐在书卷，安于容膝，固然基于他的人生态度，但当与“家有贤妻”有莫大关系，两人志同道合真乃神仙眷侣。从夫妇相互砥砺以安贫守正的意义上可以说，杨绛先生堪称当代“陈仲子妻”。
杨绛、钱瑗和钱锺书三 清代嘉庆十五年（1810），管同在外谋生游历六年后，自山东倦归故乡江宁（今南京）。家中人多屋陋，没有读书的地方，便在后院建了个木板房，名曰“抱膝轩”。一年后迫于生计，管同再次外出“打工”，帮人做事，其轩遂废。但是情自难忘，追作《抱膝轩记》。记中云：
“昔诸葛武侯隐处隆中，抱膝而吟《梁甫》。时人问其志，但笑而不言。予之名轩，岂敢以武侯自命，盖亦陶公所云‘容膝易安’之意而已。”
其实，管同还是有远大志向的。尽管建抱膝轩 15 年后，46 岁时才考中举人，52 岁时即因病去世，一生没做过官，但是管同在文学上却取得令后人瞩目的成就。他受业于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名列“姚门四杰”，其《因寄轩文集》中不乏散文佳作。
由此可见，安于“容膝”者，亦往往胸藏且最终能够实现“抱膝”之志。管同如是，李清照、钱锺书亦如是。 南朝钟嵘《诗品序》云：“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这或许是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的另一源头。对诗文词赋的钟情和执著，使李清照高华渊雅的心灵有了安顿之处，挺过了一生多少愁苦的日子，以及毁谤与讥笑，也最终使她成为春秋至明清两千多年，中国古代文坛上，堪与一流男作家比肩方驾而风格卓烁的唯一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