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姊妹篇:

李让眉:李清照的笑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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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王鹏运重编《漱玉词》时,特在集前附了一页《易安居士三十一岁之照》。像上李清照身形消瘦,手拈菊花,端然微笑,发髻斜堕,前额宽阔,旁有赵明诚题赞:“清丽其词,端庄其品,归去来兮,真堪偕隐。政和甲午新秋德甫题于归来堂”,跋称:“易安居士照藏诸城某氏。诸城古东武,明诚乡里也。王竹吾志修舍人以摹本见赠,属刘君炳堂重就是帧。竹吾云其家蓄奇石一面,上有明诚、易安题字,诸城赵李遗迹,盖仅此云"。 依王半塘言,除此像外,这位号竹吾的诸城王志修家中还有一畦赵、李二人题字的奇石——集中就此石更附有王志修之注:“石高五尺,玲珑透豁,上有'云巢'二隶书,其下小摩崖刻'辛卯九月德父易安同记',现置敝居仍园竹中”,当是二人闭居青州后偶来明诚老家诸城访旧所题。

古人谓石为天地精气所化,又以能生云,遂称云根,此石“云巢”之题如真,当由来此说。从描述看,云巢当是一座一人高的太湖石,然我遍查资料,亦未在晚清园林多聚的诸城找到一座仍园,而一位曾以“仍园”为号的文人丁士炼却属菏泽曹县,虽与诸城同在山东,但一东一西所隔颇远,自不可能是同一所在。四印斋版《漱玉词》距今转瞬又是百年,无论此石是真是伪,仍园在或不在,今时今日则均已不知所踪。而正是为其不再,倒更便于后人想象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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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诚与易安的故事是一段千古佳话,清代秀水诗人王昙赠妻礼嬴诗有“明诚夫妇又同痴”之句——至民国更为易均室索治一印,追仰之意殷殷可见。 因李清照词名,赵明诚一直有意无意被淡化为才女身后的追影。在后来真真假假的笔记里,赵明诚是天定的“词女之夫”(元伊士珍《琅嬛记》载:“明诚昼寝,梦诵一书,觉来惟忆三句云:“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以告其父。其父为解曰:“汝殆得能文词妇也。‘言与司合’是‘词’字,‘安上已脱’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二字,非谓汝为‘词女之夫’乎?”后李翁以女妻之,即易安也。”);他每每试图与李清照较量填词,然屡屡失败;甚至还有人说他的死是因被李清照《夏日绝句》所讥,自责太过而致。

大家乐于相信作为一个天资平平的丈夫,赵明诚一直是温和而弱势的,也素来只有对妻子无条件拥趸的资格——这似乎也是千古独有的李清照所应配得。但实则真正走出一代代有意无意的掩映和搬拦,我们会看到一对更混沌,也更丰富的夫妻。

是的,夫妻,而不是才女与她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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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诚出身山东诸城赵氏,在当地实居第一望族,累世科甲,显宦辈出。祖父赵元卿曾任县令,而父亲赵挺之三十岁便中了进士,继为登、棣二州教授,通判德州,由学官入仕林,也算一方能吏。 由于政见不合,赵挺之很不受苏轼及门下诸学士的待见。在德州时他便曾与黄庭坚为是否推行市易法起过争执,此后应召,又为东坡讥为“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作为报复,赵挺之做监察御史时也屡屡对苏轼加以弹劾。但实则此人心胸虽隘,为官却清廉有法,倒也无太多不恕之劣迹。

赵挺之好聚金石书帖,自明诚《唐遗教经跋尾》自述的"余家藏金石刻二千卷,独此经最为旧物,盖先公为进士时所蓄尔"不难见,他对金石的收藏或始于其中进士前后。每得善藏,赵挺之也不吝展示给僚侣文朋观赏——黄庭坚曾去他家观看乐府木兰诗卷,并羡慕地记录:“元丰乙丑五月戊申,会食于赵正夫平原监郡西斋,观古书帖甚富”,可见其于收藏,也是既勤且久的。

同时,赵挺之虽然诗才平平,却也有宋人的生活情趣。其友彭汝励曾记录说:“昨日饯赵教授行,会饮秀楚堂,晚徙樱桃花下。夜月上,正夫设烛于花上,光明焜耀,昔所未见”,与东坡“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颇有同工之思。

烛照樱桃花数年之后,明诚生于德州。他在家中行三,上有存诚、思诚两位兄长。受到父亲影响,赵明诚自小便于金石一道颇为用心,谓“余自少小,喜从当世学士大夫访问前代金石刻词,以广异闻”——早在九岁时,赵明诚便访得了自己的第一件藏品:《隋化善寺碑》(“余元祐间侍亲官彭门,时为儿童,得此碑,今三十余年矣”)。

斯时赵挺之正因“不论蔡确”被罢监察御史出知徐州,赵明诚得碑之资,自然由来于母亲的支持。赵母是濮州知府郭概之女,时逢郭左迁夔州提点刑狱,母家正处艰难,而赵挺之素来清廉贫寒,更值贬官穷途,郭氏却依然愿意解囊为小儿子的爱好拨资,这份识见胸次则更加难得。

赵挺之依附章惇,素为苏党所不取,但儿子明诚与和苏门学士们的交情却并不坏,这当与郭氏在娘家的斡旋有关——郭氏的妹妹,正是“苏门六君子”中陈师道的妻子。

陈性情孤介,与赵挺之虽为连襟,却绝不往来,最终更因坚不肯著赵家借来的裘衣而冻死值上,然自《金石录》中我们却能见到,这位姨夫倒曾多次主动致书赵明诚,或与他分享集碑心得,或为他提供访碑线索——这样的往来直至赵挺之与元佑党势同水火之时,仍未断绝。

赵明诚在柳公权《唐起居郎刘君碑》跋中记录:“刘氏世墓在彭城丛亭里,绍圣间,故陈无己学士居彭城,以书抵余曰:'近得柳公权所书刘君碑,文字磨灭,独公权姓名三字焕然',余因求得之”,可见此碑是先由陈师道所得,后转手给赵明诚的——而由《汉重修高祖庙碑》跋中所录“余年十七、八时,已喜收蓄前代石刻,故正字徐人陈无己为余言,丰县有此碑,托人访求,后数年乃得之”更不难见,看到喜欢的碑刻时,陈师道第一时间也是想到了这位外甥,并通书相告。我们固然要感慨陈后山对交情的分判清明,绝不连坐,却也该认识到,赵家这位三公子为人治学上当确有其过人之处。

陈在写给黄庭坚的《与鲁直书》中格外提到了赵明诚:“正夫有幼子明诚,颇好文义。每遇苏、黄文诗,虽半简数字必录藏,以此失好于父”——陈师道极鄙挺之,故而所谓“失好于父”或是他为自己在友人面前盛赞其子找到的台阶,但由此亦不难见,赵明诚自小便是个极有主见,且绝不把自身好恶捆绑在人际关系里的人——换言之,时人最看重的宗族交际和仕途经济,在赵明诚眼中都没有自己的爱好重要。

一个九岁便找到了精神栖居之所,并能终身不问天地凉热地投身其中的男子当然极有魅力。这魅力不仅使他从容脱身于父辈的党争,更为他留存了迎娶一位志同道合伴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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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李的婚姻之约从赵挺之的角度看,实则更近乎政治需要。 赵挺之身为新党政要,任吏部侍郎,官居三品;李格非为元祐党人,礼部员外郎,官居六品。两家位序有异,且虽同籍山东,但因卷入章惇与苏轼之争,本是势同水火的。然建中靖国元年正值哲宗崩逝,徽宗继位不久,朝局更迭,风向回转,赵挺之靠山章惇遭黜,而李格非世交韩忠彦拜相,苏轼也接到了赦免内迁的旨意。

鱼水正浑,赵家官位虽高,却因附党失势而岌岌可危,远不如李家前途可望。故而此桩婚事,自是赵挺之当时所乐于促成的——借子女婚姻示好要较其他的折冲手段婉转得多,既不至被旧交理解为改弦更张,也充分而得体向苏门学士传达了自己的示弱与善意。

斯时赵家的长子与次子都已出仕,也早早得到了父亲的荫蔽,而犹在太学的赵明诚则相对单纯——在旁人的描述中,他并未太多为家族仕途操心,也颇有主见,从不太买父亲的帐。故而既由赵家主动提出议亲,我们不难推想,虽“言与司合”之传真假未辨,但赵明诚对这件婚事也该是情愿的——他与苏门才俊私下颇多往来,父亲与晁补之亦算世交,当然对“善属文,于诗尤工,晁无咎多对士大夫称之”的李清照当然有所耳闻;在太学中,赵明诚与清照堂兄李迥更有同学之谊,婚前虽未必切近见过,然于清照才名,却也该不会陌生。

故而这桩婚事的缔结,关节原不在赵家,而在李家。

李格非为人磊落,是位清寒却潇洒的名士。从他少时虽贫而不肯“兼他官”得俸禄,壮年时购得一处“环堵不容丈”的斗室犹以“有竹”自喜不难见得,斯人性格乐观,于功名富贵也并不萦怀。在苏轼最落魄时,李格非仍坚持往来关心,执后学礼,自然更绝非附势之辈。

故而,李格非放着好友张耒两个适龄的儿子张秬和张秸不取,反而选中赵明诚的原因实则极简单——他从未把出身视为结姻的考量标准,也并不曾顾虑接受了赵挺之的示好是否会对自己的前途有所影响。李格非之所以允婚赵家,不过是因为这个青年正直好学,口碑甚好,他相信此人与自己珍如掌珠的长女更为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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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结婚时,李清照十八岁,赵明诚二十一岁。斯时明诚在太学,依例每月初一、十五可放假回家与妻子团聚。 后人常引李清照一首《减兰》以镜映二人的新婚:

“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

全词轻快娇俏,倒颇有小夫妻爱悦调笑意味,然细看来“卖”、“买”取义冗沓、“泪染轻匀”、“彤霞晓露”下字亦板,虽极力取口语,却仍不似易安手笔。更重要的是,李清照心中常怀与男子较量的自高之意,避不开女子自矜容貌、自写怀抱时则往往采第三人视角,而从不以“奴”、”妾“自谓。兼为此词首次现世已晚至明代的《花草粹编》,我以为它与另一首“笑语檀郎,今夜纱厨枕簟凉”两阕是伪作可能性居多。

李清照真正的新婚词,或可数得那首常被误认为作于少女时代的《点绛唇》。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 见有人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这架秋千,曾在李清照初嫁后的词作中多次出现,然后来的“黄昏疏雨湿秋千”(前句“江梅已过柳生绵”,可与清照复返汴京夫家住所后所作的“江梅些子破”找到关联)与“秋千巷陌,人静皎月初斜浸梨花”(前句有“楼上远信谁传”亦与“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可互参看),均已沦入思怨,自是因明诚长在太学不得归来无聊而作,倒是“蹴罢秋千”一阕灵动活泼,取景在明诚归时,似喜犹嗔,甚有几分小儿女情味。

李清照待字闺中时是个极好游冶的女孩儿。她在山东便时常独自外出荡舟,从“惊起一滩鸥鹭”到“满汀鸥鹭不回头”,足见其往来频繁,终而鱼鸟相亲。嫁入赵家自不能如闺女时放纵自由,这架秋千摆荡之间,也便成了她从自然回归庭院的过渡。

李词不曾经过酒筵歌拍的调试,故而语感上与士大夫的小歌词有明显的不同。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她在同时代大多文人犹在单线回摆的时分,就已经有了电影语言的自觉:《点绛唇》首句平叙,是长焦;次句以露花写美人微汗,是细目,“见有人来”的刬袜溜钗是情节动作,而“和羞走”复转回首嗅青梅,则从近景回到了远角,留下了开放式的结局。自一个回首的小动作,我们几乎不难看出女主人公嗔怪又狡黠的眼神——而考虑到词的读者便是丈夫,她在自我形象的塑造上并不避用艳笔,也自可视为一点闺阁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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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学期间,清照的词作虽多有别愁,却往往点到而止,并不郁结,这或是与赵明诚不曾真正远离有关。

“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 汴京太学位于内城朱雀门外,邻武学街、三学院,与赵家城中的住所不过半个时辰的车程。太学与国子监、辟雍等官学均与蔡河相去不远,周遭多有秦楼楚馆,是极热闹的临河经济带。宋代虽不许官员狎妓,却不限诸生,故而太学生们多行宴饮,周密《癸辛杂识》言每逢假日,“学舍宴集必点一妓”,更多见太学生为妓女落籍订好之事——但这样的逢场作戏,赵明诚很少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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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在《金石录》中回忆新婚时二人的生活:“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赵明诚的假日是雷打不动要回家的,得暇还家前,他通常会先去大相国寺寻觅碑文。受限于囊中窘迫,赵明诚往往要脱衣于市方得(五百钱约合父亲赵挺之小半月俸禄,亦不在少数),经济拮据如此,他自然不会把钱用在给同学凑份子点妓上。 回家前,他更会给妻子带一些时新的瓜果同食——这些“果实”虽是随手之物,却被李清照珍而重之地记录了下来,并与赵明诚质衣带回的“碑文”并列写在《金石录后序》里,或是因为这是丈夫在他力勤且久的金石爱好之外,对妻子心存眷念的证明。

而此一节,我们也隐隐能看到李清照与金石争锋的意思。

实则与“明诚夫妇又同痴”的印象不同,在早年的诗词作品或时人笔记中,我并不能真切感受到李清照对金石碑刻也同样热衷——她看似并不太相信这种看似不朽的实物能够保存下来多少真实,相较于执着于物的考辨,她更看重代表灵魂的载体,如诗、如画、如文章。

从李清照早期知名的《和张文潜浯溪中兴颂二首》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这类所谓记功碑刻强烈的不以为然:“著碑铭德真陋哉,乃令神鬼磨山崖”、“姓名谁复知安史,健儿猛将安眠死。去天尺五抱瓮峰,峰头凿出开元字”——这两首诗有说作于她待字闺中的少女时代,有说作于她婚后某次归宁在娘家小住时(因笔力雄劲,屡为人疑是李格非托女之名所作),但无论是何情况,我们都不难据此看到李清照对张耒原作(亦有人说是秦观托张名作,此依通论)中“水部胸中星斗文,太师笔下胶龙字”式赞美的反思与抗辩。

在诗的后半,李清照更具象地指出“夏商有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具在”,将真实的历史从山崖上的石头里择脱出来,并端然如镜子般对置于其“区区纪文字”之侧。这样的拆分,无论出于有意或无意,实则更是站在了她孜孜于碑学,认为“惟金石刻出于当时所作,身与事接,不容伪妄,皎皎可信”的丈夫赵明诚的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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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石录后序》里,我们可以看到李清照的处理方式:她巧妙地将金石纳入进了收藏这个包容更广的门类,随后从中引入自己的兴趣支端——书册卷轴。通过分类的一上一下,她与赵明诚的学术分歧也便被全然掩饰了,两人判然不同的执着,反而成了更广范畴里的同好。

然则,李清照虽极力打造了夫妇二人同心同力的印象,却也绝未因此扭曲自己的好恶。《金石录》本是一部包罗“钟、鼎、甗、鬲、盘、彝、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的金石文献目录,但李清照在后序中对碑刻探考一道只是寥寥以地名略过,而在辅助文本的收集和金石之外的藏事上,却倾注了许多笔墨。

她满怀兴味地追述“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又说二人定居青州时“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在这段叙述中,书与画这两种与《金石录》不相干的藏品已被不经意地排在了主角彝、鼎之前,这无疑与赵明诚在关键时刻叮嘱的“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的取舍排序是全然反向的。

我们可以看到,李清照引以自雄的更多是二人藏书家的身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而在回忆学术苦乐时,她所恋恋不舍的也是整理书史时“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的赌书之乐,反而对明诚孜孜不倦做出了成就的目录学(“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憀憟”)很是厌烦和不耐。


赵明诚却一直没有变。他的骨子里,一直是那个碑刻研究高于一切的青年。出太学两年后,赵明诚拜鸿胪少卿,仕途高举而顺遂,但公事之余,他从来不曾停步于考据和探索。

李清照淡淡说他出仕以来,“饭蔬衣练,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足见他业余时几乎把所有的俸禄和精力都用在了考碑上,亦不乏时常赴郊野寻访碑刻。鸿胪少卿官居四品,权位既高,事务自繁,倘休沐日多用于出行考古,在家的日子自然就更少了。倘在平常,这或不过多牵动妻子几分愁怨,然如后人所知的:赵明诚“穷遐方绝域”之时,却正值岳丈李格非被坐党籍,遭罢官外逐,名居元祐党人碑前列的时候——而此事始作俑者,正是方尚书左丞的父亲赵挺之。

在此次政治风波中,赵明诚无论在公在家,似乎都是缺位的。我们看不到他除了继续收藏苏、黄等人诗文外还为此做过任何事,而妻子李清照却已近乎在为娘家拼命。十九岁的她在听闻父亲的遭遇后不得不豁出身段上诗舅姑以求救父,然但赵挺之与元佑党人本有旧怨,且斯时两派更已是箭在弦上、你死我活之局,此事当然无果。

至今诗已不传,时人笔记谓有“何况人间父子情”、“炙手可热心可寒”等残句,而我疑作诗是真,此二残句则未必确实:前者出黄庭坚《忆邢惇夫》:“诗到随州更老成,江山为助笔纵横。眼看白璧埋黄壤,何况人间父子情”,后者取老杜“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均不似出乎儿媳口吻。

此后,有学者认为李清照受到“尚书省勘会党人子弟,不问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自到阙下”的影响牵连,被迫离开京师迁往原籍,也有学者以为法不及已嫁之妇,此说不确——但除了从诗词情绪上虚空求取,他们都拿不出证据。

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几乎把这件事完全淡化了。她只说丈夫“出仕宦”后如何立志于研究,随后话锋一转,已是赵挺之罢卒,二人屏居青州之后。这场双方家族的惨烈角力,在她后来传世的文字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赵挺之依附蔡京而起,中道反目却技不如人,终又遭蔡京所诬而身败名裂,其心晦而不明,其遇亦尴尬难断。赵挺之罢相五日而卒后,赵明诚受父亲牵连也被罢官坐狱,虽因无事实,七月狱具不久获释,但终不能留居京城。

认真的人虽不免容易忽视外物,却也胜在心志恒定。覆巢之下,赵明诚“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虽然经历了仕途上的没顶之灾,并似乎未为此气沮。

打理好父亲的丧事后,他带李清照回到母亲老家青州的私第,为其室命名为归来堂以致敬夫妻二人共同的前辈“归来子”晁补之,随即开始了此后十年的布衣治学生涯。正是在这里,他为妻子题下了本文开端引用那段三十一岁之照的赞语:

“清丽其词,端庄其品,归去来兮,真堪偕隐。政和甲午新秋,德父题于归来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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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像赞里,我们当然能看到赵明诚对妻子的满意——他赞美她甘心与自己同在青州治学,是“真堪偕隐”的——而这种反社会性的首肯当然是出于明诚自身对官场的冷感。但令人尴尬的是,倘对李清照足够熟悉,读者也不难据此看出他对妻子的定位,实则与李的自我认知之间存在严重的偏差。

李清照是一位闺阁中的入世者。从其自许的“学诗谩有惊人句”足见,她对自己的定义首先是心存家国,能辩议时事的诗人;而自《金石录后序》也能看到,她于自己“性偶强记”、通揽渊博的书史功底同样自得。

但赵明诚并不看重这些。

他所推许的是她词作清丽,人品端庄:前者是闺阁之趣,后者则是主母之德。

——在赵明诚眼中,个人的精神世界是高于家庭的,而家庭又当高于仕途与国事。这是在家族升沉中历经冷暖,又从断碑残志里惯见兴废的学者十分自然的态度。故而靖康乱起,赵明诚“闻金寇犯京师”的第一反应是担心自己的藏品:“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而知江宁时,御营统制官王亦叛乱,赵明诚闻讯也并不是主持镇压,而是急急与两位同僚“缒城宵遁“了——他惜身、恋物,故而也怕死。

李清照则显然拥有全然不同的三观。有说她的《夏日绝句》是讥讽丈夫逃走的,亦有说是不满朝廷划江自守,不思进取,但无论如何她的主张在诗中表达得十分明确:大节为重,宁死不辱。

夫妻俩截然不同的生死观,实则正是由李清照一直刻意混同的学术分歧里延伸而来:妻子秉性浪漫,敏锐而善感,重视艺术价值、风骨格调,故而高举而务虚;赵明诚治学踏实,钝感却纯粹,重视学术方法、物事依据,故而经济而务实。

在合作著述时,这样的差异无关紧要,甚至可谓互补,但当世变潮来,每个人均需在踉跄中把握自己的姿势时,观感的差异则会直接决定了他们方向的偏离——朝局重定后,这分歧或许终会平没,一如青州治书的那十年美好时光。

但可惜的是,赵明诚没有活过那段乱世,而他们在世变面前逐步裂化的观感,也便不得不凝固成了尴尬的姿态,由独活下来的李清照再去一点点地寻寻觅觅、文饰填补。

言及于此,赵与李的婚姻似乎可以用宇文所安暗示的貌合神离来定论了,但我却迟迟踟蹰不愿下笔。抛除《金石录后序》中被极力掩饰、又尴尬留存的那些分歧,我们似也不能否定这对夫妻间更存在着很深的羁绊。

李清照的词作中,能看到明显怀人情绪的殊不在少数。走过秋千里的新婚,我们自初嫁小别时的“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多情自是多沾惹,难拚舍”,到中年暌离时的“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再到死生相隔后的“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想离情、别恨难穷”、"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重重往复,却始终不难看到她对词作中倾诉对象的依恋——不关乎精神观感的归依,而只发乎两情间最单纯的需要与习惯。

赵明诚虽然看似情感上相对钝化,也不曾留下过太多心情述作,但他对妻子亦有一种极质朴的依恋。

在白居易所书《楞严经》上,赵明诚跋称自己得经后,“上马疾驱归,与细君共赏。时已二鼓下矣,渴甚,烹小龙团,相对展玩,狂喜不支。两见烛跋,犹不欲寐”——细君即妻子,与早年“留信宿”同看的牡丹图一般,收得喜欢的书画,赵明诚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要速速带回与李清照共赏,迫切到连水都顾不上喝,而迎接他的,当也自有李清照所最擅烹煮的团茶——一如他每自市上归来,亦都记得专门为她带些时令果实同啖一般。

这种带着味觉与嗅觉的记忆,较之单纯的知识互通,当也更不容易被涂抹,看到此节,我们才更知道李清照丧夫后那句“酒阑更喜团茶苦”里,这“喜”中模糊着多少泪意。

摆脱了一个学者看向另一个学者的眼光后,赵、李二人对对方的定义实则很简单:丈夫与妻子——在两个家族决定联姻时,便预设了要共享每一次酒后、每一段相思、每一晌依偎、每一番倾诉的那个人。这种被久长的共处熨帖过的温度,谁说又不能对抗冷静的学术好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李清照最终很刻意地用“侯起复知建康府,已酉春三月罢”聊聊数字模糊掉了丈夫在江宁临阵脱逃那段不光彩的事迹,却对他病危前的最后一次亮相颇加渲染:

“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

宇文所安认为她对赵明诚后面的一番陈说心存怨意,但我更看到的是,年过四十的她望向岸上那个让她与宗器共存亡、又刚刚独自“过江东”令她尴尬蒙羞的丈夫时,依然心怀生热。

她记住的,是丈夫潇洒的衣着、光彩照人的神色,和最终留给自己的一次挥手。这无关进退、关鬲、观点、荣辱,而只出于抛除一切人文概念后,单纯对这个人的感情。

李清照说赵明诚临终时,“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

这首绝笔诗我们已看不到了,或者那也不是什么值得留下来的文字,一如他生前每一首诗(赵明诚至今已无存世诗作)——但我们更需注意的是,赵明诚最终没有对自己的文物做出任何交代(这句“殊无分香卖履之意”甚至还曾被某些学者当成了明诚纳妾的佐证),而是把自己一生的句号以他素不擅、“每苦之”的“诗”,留在了妻子定义中的永恒里。

而李清照也没有辜负她对赵明诚“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的承诺。他们的辎重已在听闻赵明诚卧病时就丢掉了,过剡时不得已,又丢弃了衣被,但更为沉重的“三代鼎鼐十数事”,李清照却一直搬在卧内,一路携带,不曾舍弃。虽然最终“所有铜器等物”因她欲献与朝廷保存,反沦官军之手,但从本心而论,李清照从未抛弃这些古器,且将它们的安全次序更排在了自己所钟爱的书画砚墨之上。

夫妇二人曾有过许多次的争执,也不免各自有过隔岸观火的不以为然;他们互相并不完全懂得,故而也时常缺席对方最需要彼此的时刻,但在生死关头,他们最终都用行动舍弃了一部分自我,而致敬了对方的爱物。

这样隔了一层的因人易爱或早已说不上知音,但以对人的爱重反过来推倒自己对物的痴心,这本身也已是更真实,也更深致的付出。

至疏至亲,而疏不间亲,此是所谓夫妻。

赵明诚与李清照没有子嗣。故而他们的分歧,最终不会在血脉层面调合,而所有拥有过的物事,在李清照死后也都将沦为没有本据的传言。赵明诚钟爱的金石碑刻辗转流入了旁人的目录,而《漱玉词》也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时加进来几首新的,再删削掉几首旧的……李、赵二人的真实面目,就这样逐渐模糊在一代代的接受史里。

时移岁易,诸城的云巢石因其不知所踪,被许多学者疑为王竹吾的故布疑阵,但据吴金娣《有关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一份珍贵资料》一文,那幅《易安居士三十一岁之照》的像赞文字与上海博物馆藏《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赵明诚墨迹的字形结构与运笔都甚相似,却被确认为了赵明诚的真实手迹。

万事假假真真,而什么是真,又什么是假,实则写到此节也本已不再重要。每个人都有自身无穷的可能性等待着弥漫、延展、弯折、萦回,不独在生前,也或在死后,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光影交错、闪回,每个个体才会因此不永。

明诚夫妇不同痴,但这样,我以为也极好。

(公众号:李让眉此间清坐)

发布于 2020-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