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词论》解读
《词论》文字不长,为便于分析,兹引如下:
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招李,使易服隐名姓,衣冠故敞,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
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
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于“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逮及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耶?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上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则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非不妍丽,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
《词论》的基本内容大体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对唐五代以来词史的简要回顾,二是在对北宋著名词家的评论中阐述自己对词的看法。
《词论》以李八郎擅歌故事开头是有用意的。李清照如此细致地描述李八郎演唱的魅力以及众人对他的折服,应该不只是基于对李八郎本人演唱技艺的欣赏或称誉,而更在于借此强调词的起源与乐府、声诗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借此强调音乐之于词的重要作用。词之为词,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它配合乐曲演唱,唐代乐府、声诗与词的关联在于是,而词独特的艺术魅力也在于是。
自中唐开始,词与乐府、声诗的分野渐趋明显,尤其是到了晚唐五代,词的文体个性已趋于自觉。但在当时,人们更多的是关注词在表现内容与演唱方式方面的特征,如五代欧阳炯为《花间集》作序,就说“:绮宴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以之为词的特征。这既是当时人对词的认识,同时也是当时词创作的主流特征,李清照正是着眼于此,对晚唐五代以来的词作了批评。所谓“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当是就晚唐五代词风而言,虽然不无简单化的倾向,但并非无的放矢。她称南唐李君臣之作为“亡国之音”,似有不满之意,这当然有失公允,不过肯定他们于兵戈战乱之间仍延续了词的创作,且造语奇特,这在北宋词论中尚不多见。
一般分析李清照《词论》的文章,往往只关注《词论》的后半部分,以为那才是李清照词学理论的重点所在。确实,若论理论见解的价值与意义,自然在于李清照对北宋词坛的批评,但因此而轻视《词论》前半部分,其实并不利于正确理解整篇《词论》。例如后半部分说柳永“词语尘下”,单独看后半部分,容易理解为李清照此论只是针对个人,但实际上联系前面对晚唐五代词的批评,就能看出李清照希望改变词坛长期以来侧重表现男女艳情风气的用意。如果这样来看问题,那我们就不会简单地将李清照与苏轼对立起来而忽略了二人观点相通的一面,更不会认为《词论》主张要词“回到固守传统‘艳科’、‘小道’的旧轨道去”。再比如说《,词论》后半部分提出了对词的六点要求,即“高雅”、“浑成”、“协乐”、“典重”“、铺叙”“、故实”。显然,李清照在阐述自己见解时是依据批评对象年代的远近来排序的,因此这样一个排序并不意味着李清照论词首倡“高雅”“浑成”,事实上,正如九十年代以来不少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词论》的核心在于强调协律。而如果我们对《词论》开头一段叙述予以必要的注意,则整篇文章的题旨应该不难把握。
《词论》后半部分,依次批评了柳永、苏轼等北宋著名词家,在批评中隐含了李清照对词的见解。
不用说,协律是李清照《词论》的核心。从李清照的批评对象来看,大致是分为两类,一类懂得词在音律上有其特殊的要求,如柳永、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另一类则未能意识到（有意不遵从?)诗、词在声律方面的差异,如晏殊、欧阳修、苏轼,以及王安石和曾巩。至于张先、宋祁等人,并不是李清照批评的重点,只是连带而及。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李清照更在意后一类。柳永虽然“词语尘下”,格调不高,毕竟能够“变旧声作新声”,于词的发展功不可没。这里说的“变旧声作新声”,应该主要是就柳永在词的表现手法、技巧有所创获而言,如变小令为长调,引入铺叙手法等,后文批评晏几道“苦无铺叙”,亦可看作是李清照对柳永“变旧声作新声”的间接肯定。晏、贺、秦、黄四人情况与此相类,尽管各有不足,却是较早明确意识到诗词有别者,这就与晏、欧、苏有着根本的差异。换句话说,同是批评,但并非等量齐观。诸如“无铺叙”、“少典重”、“少故实”、“乏富贵态”等,只是有待完善、提高的缺憾和不足,这些缺憾的存在并不害其为词。晏殊、欧阳修、苏轼之作则不然,在李清照看来,三公于词几乎可以说是尚未得其门而入。这首先在于三公所作实为“句读不葺之诗”,亦即以诗为词;其次在于他们未能遵从词律的要求,不懂得诗文分平仄,而歌词须分五音、五声、六律及清浊轻重的道理。王安石、曾巩亦然“,文章似西汉”,恰如说欧、苏“学际天人”一样,并不是能够写出好词的先决条件,相反倒有可能违背词的本性。李清照的意思其实很清楚:欧、苏以诗为词,王、曾以文为词,混淆了词与诗、文的文体差别,均非知词者。
前文曾提到,九十年代以后有学者认为李清照对欧、苏等人的批评主要是就协律与否而言,并不涉及词的题材与风格之争。这不无道理,但似过于绝对。《词论》所要求的是否仅仅是协律?“句读不葺之诗”或以诗为词当作何解,是否仅仅是合乐与否?应该还有再作分析的必要。我们看李清照的表述“: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耶?……”显然,“句读不葺之诗”与不谐音律并非一回事,否则没有必要再说“又往往”。既然如此,则其所谓“句读不葺之诗”,自然不能理解为仅仅是不合词律。在李清照之前,北宋人对诗、词间的文体差异已有所认识,如陈师道《后山诗话》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唯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迨也。”又吴曾《能改斋漫录》引晁补之语“: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黄鲁直间作小词,故高妙,然不是当家语,自是着腔子唱好诗。”陈、晁二人虽未明言诗、词之别究竟为何,但至少不止于音律。而与陈、晁同时的李之仪所论更为清楚,其《跋吴思道小词》道“: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这实际上已指出诗词之别首在用语措辞。
前贤这些主张诗词有别的见解,李清照应该有所闻见且有所接受。比较《词论》与上引文字,不难看出其间相通之处甚多,对苏词的看法自不必说,以秦观、黄庭坚等为知词者亦不无承续。此外上文未引者如晁补之称柳永词“所乏处”在韵,李之仪说词“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虽未必是李清照《词论》所本,但见解的相似却是显而易见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李清照《词论》代表了北宋时期人们对词体认识的一个重要方面,集中反映了当时主张诗词有别一派意见,虽然《词论》关注的重心在于词律,但词“别是一家”说所包含的绝不仅仅是词在声律方面的特殊要求。而李清照所说“句读不葺之诗”,当然也不是就苏词在音韵方面不合词律而言,恰如后来南宋张炎评辛弃疾、刘过词,谓之“非雅词也,于文章余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词源》)一样“,句读不葺之诗”虽具长短句之形,然其语言、风格仍是诗而非词。
当然,这里说苏词是诗而非词,只是从李清照或者传统婉约词派的标准得出的结论,在豪放派词人看来,苏词不但是词,而且是远在婉约诸家之上的好词。如胡寅《题酒边词》谓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胡仔不以陈师道之言为然,认为东坡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作“,皆绝去笔墨畦径间,直造古人不到处,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叹”。《（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孰是孰非,这里且不作断言,我们倒是应该追问:李清照本人是否绝对反对以诗为词,甚至以文为词?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李清照在批评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四人时,表示词除了协律之外,还应该具备铺叙、典重、故实等因素。很少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一点或把这当作一个问题,然而,这些因素,包括前面批评柳永、张先等人时隐含的高雅、浑成,是否一定就是词必不可少的?有人或许会说,这不过是李清照对词的一个较高的要求,是李清照心目中理想的词应该具备的要素。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我们承认,诗主言志,词主言情和诗庄词媚是婉约词派的词学主张,那么被后人许为本色当行、婉约正宗的李清照,为什么竟然会认为“专主情致而少故实”是秦观词的缺憾?同样“,尚故实而多疵病”的黄庭坚词在李清照看来只是良玉之瑕,也难免不启人疑窦。应该说,在承认诗词有别这一前提下,诸如故实、铺叙、高雅、典重等写作技法和作品风格更多是属于诗的,对于作为歌曲之文字部分的词来说,铺叙、故实无疑会削弱、淡化其抒情本性,而高雅、典重等要求则使词失去其原有的鲜活之气。进一步的分析我们留待后文,这里只想说明,如果我们认定李清照绝对反对以诗为词、以文为词,那确实很难给上述矛盾一个合理的解释。
要而言之,李清照《词论》的主旨在于提出词“别是一家”,而所谓词“别是一家”,主要着眼于词在声律方面的特殊要求,在合乎词律的前提下,李清照并不拒绝在词中引入诗文的写作技巧和风格特色。
李清照词论与北宋词坛创作风气
其实,李清照与苏轼的分歧并不如后人所认为的那样大。人们较多地注意到李清照对苏轼以诗为词、不守词律的批评,而忽略了李清照与苏轼毕竟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氛围,处在词的发展趋于文人化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进程之中,因而除个体差异性之外,必然还有某些时代、社会的共同性因素会在其词论中表现出来。
已有学者注意到苏轼与李清照在词学审美理想上的相似。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夏之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