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李清照诗与词风格不同的缘由

李清照（字易安）是我国宋代一位杰出的女作家，以诗词闻名于世。在灿若星河的中国古代作家群中，她是一颗闪烁着奇光异彩的明星，受到历代人们的仰慕和敬佩。她学识渊博，才华出众，李清照的作品由于许多历史原因，流传至今的并不多，目前能看到的有词五十九首（其中存疑词十三首），诗十九首，文六篇及诗文残句若干。读罢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她的诗与词有着完全不同的风貌，可以说其诗与词的风格是大相径庭的。她的词写得婉约缠绵，轻柔细腻，纤巧幽微。无论是写人写情写物写景都是那么委婉动人，凄梦不绝。那么使李清照诗与词风格迥异的原因何在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分析探讨。

一、李清照诗与词反映的生活内容和表达的思想感情不同

如“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人藕花深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莲子已成荷叶老，清露洗，蘋花汀草”（《怨王孙·湖上风来波浩渺》）等。李清照少女时代由于生活愉快，天性又崇尚自由，因而词风格清新明快，笔法虽含而不露，但感情的基调是明朗爽快的。

第二类是抒写离愁别绪的闺怨词。此类词在李清照词中占的比重最大。李清照在十八岁嫁给聪明好学的金石收藏家赵明诚，从此告别了无拘无束的少女时代，过着庭院深深、重门常闭的生活，丈夫又常外出游学为宦，这就给多情的词人带来极大的悲愁与苦闷。李清照词中表现离愁别绪的这一类词，大多是基于这种生活境遇和思想感情。她在《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中写道：“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夫妻间相思之情表现得细腻委婉，真切动人。此类词写得格调婉约细腻，悱恻缠绵。

第三类是抒写爱国情怀的。国势衰败，山河残破而朝廷不思收复的现实，以及相继而来的家亡的惨祸，对中年李清照的打击太大了，她痛苦忧郁，愁云笼罩，对故国的怀念，对国势衰败的慨叹等在词中含蓄地表达出来，在血泪交融中把情感表达得使人怆然涕下。这时期李清照词的思想感情的基调是“愁、痛”，是“忧郁”，是对家国残破的痛，是思夫之愁之悲之怨，是对早年自由生活的怀念。这些感情要么委婉含蓄地抒写，要么借物发挥表达，要么曲径通幽式暗示，因此，“李清照词的内容，总的看来是局限在个人生活的天地里的，它很少涉及重大的社会历史主题。[1]

但是，李清照的诗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和表达的情感与之大不同。李清照诗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大体可分三类：第一类是触及时事的辛辣讽刺的政治抒情诗，第二类是旷放潇洒的表达生活理想的言志诗，第三类是艰涩难懂的代人立言的应酬诗。

李清照的政治抒情诗主要是抒发她那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这类诗共有八首，早在宋徽宗年间出于对国家日趋衰败的忧虑，为警告宋王朝而写的《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以古喻今，把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了朝中的奸臣。此种炽热的爱国热情和义愤在《题八咏楼》、《春残》等诗中都有鲜明的体现。

第二类是言志诗。其主要表现出她鄙薄利禄，崇尚自由的思想情感。李清照是一个具有反叛性格的女子，她崇尚自由宁静的生活，也想摆脱功利的滋扰，但现实与之相距甚远，因而她便驰骋想象，到神话般的梦境中寻求精神寄托，去找寻心灵的慰藉。

第三类是应酬诗。其充斥着献媚奉迎的庸俗之味，这样的作品是与她晚年处境的困难有关；并非发自肺腑。此类诗不多。前两类诗基于诗人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也基于国破家亡的血泪仇恨，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而写得大胆泼辣，尖锐辛酸，直率激烈。

二、李清照的诗与词写作时间有先后

从时间上看，李清照的诗绝大多数写于南渡之后，由于生活处境在此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而使得其诗与词风格不同。在现存李清照的十九首诗中，有十六首均是写于南渡之后的。李清照的生活以南渡（建炎元年即1127年）为界可分前后两期。

在南渡之前，无论是童年少女时代还是和赵明诚一起的夫妻生活时期，她的生活是幸福平静的，日子是风和日丽的。她在《金石录后序》中写道：“衣食有余……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周辉《清波杂志》卷八）可见她前期的生活是如意的，夫妻是恩爱的。此时她多半生活在深闺重院中，对社会接触面不广，在词中多写的是个人的恩爱情怨。

可是南渡之后，她的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巨大的民族灾难的降临，迫使她从闺房书屋中走出，开始漂泊不定的辛苦生活。在这家破人亡、灾难接踵而至的岁月里，还有两件事对李清照有灾难性的打击。一是丈夫赵明诚病故和错嫁张汝舟之事。二是她珍藏多年的文物在流亡中丢失。这一系列的不幸遭遇使得李清照生活举步维艰，雪上加霜。因而她觉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寻寻觅觅》）。

民族的灾难和自身不幸痛苦合拍了，在个人身心之悲之痛中寄寓了强烈的亡国之恨，她没有前期的含蓄委婉了。加之生活体验的丰富，因而她诗的思想深度、艺术概括强度都发生了变化，此时的词风较前期也显得沉郁了。可见，南渡之后李清照生活发生的不幸遭遇，也是她诗风显得直率、激烈、泼辣的重要原因。

三、词相对诗‘别是一家’的文学观也导致李清照词与诗的反差

李清照诗与词风格不同的第三个原因是其受词“别是一家”之词观的影响，这也是她诗与词风格不同的重要原因。词的创作理论在北宋只是一些零碎的言论，是围绕词的审美风格展开的，早期的词创作都是以婉约、绮丽见长的，至苏轼的创作，则推出了风格豪放之词，他认为诗与词并无本质区别，词也就是长短句之诗。李清照的《论词》一篇，就是针对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派词创作和观点而发的。严格区分词与诗的界限，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著名观点。

她认为主要在于诗只有较为简单粗疏的声律要求，而词则特别讲究音律、乐律之规则：“盖诗文分平侧（仄），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人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上去声，又押人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2]，她要求词在音律上远比诗律严格，反对以诗的粗疏的格律来破坏词音乐之美。她在《论词》中几乎对她之前的词人不满，说他们：“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因为其不合乎自己“别是一家”词观之原则。

在这种观点的制约下，致使李清照诗词创作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样子。《论词》中提出了许多关于词的审美规律的观点，可能有些观点比较偏激，比较保守，但它是现存词学史上第一篇比较完整的论著，又出自一位创作成就斐然的女词人之手，是颇为难能可贵的。[3]“李清照坚持词‘别是一家’的主张，把词看成纯文学，政治性、现实性却表现在她诗文中。”[4]“囿于词言情而不言志的传统，她的词篇很少触及到这方面（社会政治）的重大主题，不像她在诗篇里那样对于国事慷慨陈词。”[5]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李清照后期作词仍然恪守“别是一家”的原则，她仍然围绕个人生活圈子来作词抒情，使她后期的词和诗的创作出现巨大差异。

我们应该承认她后期词中所具有的爱国情感，但我们同样看到，和她的直指时弊的热情奔放的爱国诗歌比较，她在词中所表达的爱国感情毕竟较为曲折和隐蔽。[6]可惜，婉约派关于词“别是一家”的观念限制了李清照的创作，使她偏心地把侠肝义胆都给了诗，而只在词里向读者展示一个弱女子的自我形象。[7]这充分说明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保守观念是使得她的诗词风格迥异的极为重要的原因。

四、家庭环境与文学氛围也促使李清照诗词风格不同

最后，李清照诗词风格迥异的原因是其创作受到家庭环境及当时文学氛围的影响。李清照出生在一个有名的学者仕宦家庭里。父亲李格非，官至礼部员外郎，精谙经史，擅长诗文，著述甚多，有文集四十五卷称名于世。他随苏轼学过文章，和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文潜、陈师道、晁补之都有密切往来，在北宋文坛上颇有名声，与廖正一等并称为“后四学士”。李清照继承家学的传统，其创作风格也受到影响，从她的一些诗的创作中不难看出受苏轼诗作的影响。她诗风的率直激烈是受苏轼那种自由狂放、汪洋恣肆的“冲口出常言”的影响。特别是苏轼诗更讲求议论化。

但是当时词的创作氛围则与诗不同。自唐五代直到宋初，词坛一直是以写男欢女爱，离情别绪，伤春悲秋为主要内容的“婉约”为正宗，虽经范仲淹、柳永等人的大力创新仍不能不被婉约的茂革所湮没，且有“诗言志，歌咏言”的传统，讲求诗庄词媚格调之说。南唐李煜、晏几道等的词很受李清照推崇，她在《论词》中说：“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因而李清照的词作也就摆脱不了“艳科”、“尊体”的束缚。

“婉约词派为北宋词坛被视为‘正宗’的最大流派，也始终强调‘尊体’、‘遵奉’词为艳科”的传统，李清照作为婉约的正宗作家，自然也就摆脱不掉‘尊体’的束缚。故李清照坚持词“别是一家”之主张。“李清照不仅近嗣秦周，而且远师李煜，风格极似李煜而又过之”[8]，她恢复了词的本色，而又前进了一步，她善用口语，擅长白描，令慢均工，炼字、炼旬、炼意、炼格，形成当时的“易安体”。至南渡以后，其婉约的基本风格并无重大变化。所以，家庭环境及当时文学环境氛围对李清照创作的影响也是促使其诗词风格迥异的又一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侯健，吕智敏.李清照诗词评注[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2]张少康.中国历代文论精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36

[3]郭敬梅，王国瑞.大学语文[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137

[4]徐季子.中国古代文学[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0：286

[5]杨新民.易安词新论[J].内蒙古师大学报1988（02）：86

[6]唐圭璋.唐宋词鉴赏辞典[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635

[7]赵仁.中国古代文学简况[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

[8]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