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艾朗诺： 我试图纠正一些对于李清照的偏见（一）

艾朗诺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宋代文学、诗歌、美学等领域，尤其喜欢研究具体人物，已出版有关欧阳修、苏轼、李清照等的人物研究专著，以及讨论北宋士大夫审美思想和追求的综合性著作《美的焦虑》。艾朗诺教授来上海讲学期间，文汇报记者围绕宋代研究等话题采访了他。

　翻译《管锥编》帮助我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整体有一个更通透的把握

　　文汇报：您刚开始学中文时是对唐诗比较感兴趣，博士论文则是研究先秦文学，写了有关《左传》的论文，如今的研究重点却是北宋。请谈谈其中的转变过程和契机？

　　艾朗诺：我做的关于《左传》的论文主要侧重于翻译，博士论文写完后并没有正式出版。后来，在大学授课时常向学生教授一些唐宋八大家方面的知识，发现宋代保留下来的资料、文献是如此丰富。相比之下，先秦的资料就比较少。另一个问题是，现在陆续有新的先秦资料被发现，这对我而言是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慢慢地，研究兴趣就转到了宋代。20多年前的北美，汉学界研究宋代文学的学者很少，关于宋代其他方面的研究倒是不少，但研究宋代文学的成果几乎没有，研究唐代文学是有的。所以我想，在宋代文学这个领域，也许我还能找到一点研究空间。

　　文汇报：您研究宋代的路径是怎样的？从朝代到人物——因为您把宋的研究视为一片可以施展的“空地”，所以对欧阳修、苏轼等感兴趣；还是反过来——因为关注北宋一些重要的文人，从而展开了对北宋整体性的研究？

　　艾朗诺：我首先是对宋代的文化史感兴趣，所以选了其中一些重要的人物。以前英文世界只有一本关于宋诗的书，是一位日本学者写的。这本书很早就被翻译成英文，名为AnIntroduction to Song Poetry。那时候关于宋代文学的书在英文世界只有这一本，现在北美研究宋代文学的学者，差不多都受到这本书的影响。

　　文汇报：您选译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时，是否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宋代研究取向？

　　艾朗诺：选译《管锥编》是非常偶然的事情。我在哈佛大学有个老师叫方志彤，他是钱锺书先生的同学。钱先生1979年和中国国内其他一些学者到美国，当时我还在哈佛念书，很荣幸见到了钱先生。方先生和钱先生两个老同学已经快50年没见面了，而那一年也恰逢《管锥编》出版，方先生手上有了中文版的《管锥编》后，非常开心。我记得他好像在一两年内，翻来覆去地看《管锥编》，几乎不看其他书。那时候，我每次遇到方先生，他就和我说，你应该多注意这本书。那时候我还在写别的文章，但是方先生劝我的话我一直记得，到了1990年代，我原本在写的关于苏东坡的一本书完稿了，我就决定选译《管锥编》。

　　文汇报：超过100万字的《管锥编》，您如何选择要翻译哪些部分？

　　艾朗诺：钱先生的《管锥编》原文内容非常丰富。我选译的并不多，大概只有七八分之一。但仅仅是这点内容，翻译出来后也已经是500页的英语文本了。我选的都是希望英语读者会比较感兴趣的、可读性比较强的内容，比如谈到比较文学的话题。很多内容我并未翻译，比如考查《诗经》中某一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文汇报：翻译《管锥编》对您后来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影响？

　　艾朗诺：我完成这项翻译工作后，对后来进行的各种汉学的研究都有影响。我现在写文章的时候会常常想到《管锥编》中的有些内容。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不仅涉及中国古典文学，也包括了历史文献、文学批评、戏曲、笔记等，他将广博的内容都整合起来，这一点非常重要，帮助我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整体有一个更通透的把握。翻译工作也因此帮助我在后来的研究中能具备贯通的意识，虽然我每次只是研究一个很具体、很专门的对象，但是也能够将研究置于一个广大的语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