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昆曲剧院《李清照》演出剧照,顾卫英饰李清照,肖向平饰赵明诚。

  李清照这三个字看起来是那样赏心悦目。文学国度里的男女都喜欢这三个字。究其原因,才女!易安词无可争议立于中国文学的峰巅,《声声慢》那十四个叠字空前绝后,无人能及。因为才女,在文学闲人的想象里,也必定是美女,看宋以后写绘的李清照小像,清丽窈窕,无不同一模式,无不“想当然”。在李清照逝世一段时间以后,有关女词人的生平事迹,忽然异议蜂起,哓哓不休,唇枪舌剑集中在李清照的改嫁与离异上。

      鄙人历经数十春秋的研究,已然丘壑在胸,烟云在目。

       最早提出李清照改嫁与离异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宋人,特别是与传主同时代的宋人。李心传可为代表:“右承奉郎监诸军审计司张汝舟属吏,以汝舟妻李氏讼其妄增举数入官也。其后有司当汝舟私罪徒,诏除名,柳州编管。十月己酉行遣。李氏,格非女,能为歌词,自号易安居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8)其他如王灼、胡仔等辈,观念颇相左,事实则无误。

 元明以后的异论,尤以清人俞正燮、陆心源、李慈铭为著,除了指责宋人“厚诬”,几无史实可据,逻辑上就剩下一个“推理”,比如李清照如斯才女怎么能嫁这般驵侩的张汝舟?李清照与赵明诚感情甚笃怎么会改适他人?李清照已经四十九岁断无老妇再醮之理等等。一边是有据的记载,一边是无凭的推论,我相信事实!这事实来源于李清照本人的《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信彼如簧之说,惑兹似锦之言。弟既可欺,持官文书来辄信;身几欲死,非玉镜架亦安知……忍以桑榆之晚节,配兹驵侩之下才。身既怀臭之可嫌,唯求脱去;彼素抱璧之将往,决欲杀之……”

对于略解文学的人来说,正因为李清照三个字人见人爱,“愿得闺房如学舍,一编横放两人看”,早已成为千古佳话,也成就了中国文人集体记忆中的文化符号,于是引得戏剧界的编剧们争先恐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过后,各个剧种的《李清照》竞相上位,一时间风生水起,遗憾的是大多回避了李清照的再嫁和离异!

 在我看来,正是再嫁和离异,突显出李清照独特的个性,张扬了她人格的尊严,也自然而然地与家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试想,没有金兵入侵,北人南渡,哪里有李清照的改嫁?何须刻意“加强”什么“时代背景”。对于戏剧创作说来,重要的是这般奇突的题材,内蕴着强烈的戏剧性因素,只待剧作家去发现,去开掘,这其间天赋、眼光和功力,不可或缺。

  在构思数十年后,一个偶然的际遇,催生了我的昆曲文本《李清照》。

 上演之初,我一仍旧贯地在《编剧的话》里留下只言片语:“李清照人格之伟岸正是从改嫁和离异的聚讼纷纭中展现出来,是别样形态的‘不肯过江东’。”我和清人樊增祥一样推崇李清照与赵明诚的感情生活,所谓“古今无此闺房艳,携手成欢分手念”,在李清照再嫁和离异的日子里,昔日“闺房艳”永远是一道不可克隆的风景,这道风景因现实的比照而越发靓丽,设若现实是黑白片,“闺房艳”便是彩色片。如此构思居然造就了昆曲《李清照》文本独特的结构,即通过时空的流动、虚实的比对、今昔的转换、存殁的更迭,来塑造“这一个”卓立、自尊、高贵的艺术形象。这当然不是被拔高了的李清照。

1878年,易卜生在笔记里写道:“有两种精神法律,两种良心,一种存在于男人身上,而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存在于女人身上。男女互相不了解,但女人实际上是按照男人的法律制裁的。”这段话隐约流露出他创作《玩偶之家》的心理动机,事实上,他无意于写一篇“妇女独立宣言”。一百三十多年后,我写完《李清照》,无意间读到这段话,怦然心动。我笔下的李清照,在文采上可以横扫须眉,在见识上也领先巾帼裙钗;然而,她敢于改嫁,又敢于离异,“实际上是按照男人的法律”行事的。你看她状告张汝舟“骗婚”“虐妇”“谋财”三宗罪,抵不过张汝舟两句话——“出嫁从夫”“夫为妻纲”,她能打赢官司到底不是梁丘崇礼开的“后门”,而是“按照男人的法律制裁的”,因为“妄增举数”触犯的是官场的“游戏规则”,而官场是属于男权社会的。

戏上演后,有好心人劝谏,“必须照顾观众的期待。”我无语。期待,作为戏剧艺术的一个要素,必不可少;然而,观众是个持票看戏的群体,绝非观念一致,审美一致。仅就斯时剧场情状而言,观众至少可分三类:对李清照了解的、不了解的和一知半解的。这三类人的期待各不相同,该照顾哪一类?剧作家应是大写的人,理当坦然宣称,就创作者的主体意识而言,戏剧纯然是剧作家心灵的产物,剧作家追逐的是真善美,而不是哪类观众之所需,即使存在着模糊化了的“雅俗共赏”,戏剧终究不是全民的艺术,戏剧永远是部分人的“赏心乐事”,特别是昆曲,永远“小众化”,借用《西厢》妙语——“知音者芳心自同,感怀者断肠悲痛”。

这已经涉及《李清照》的载体。现在的《李清照》选择的是昆曲。(顺便做个交代,文本初稿是话剧,我是北京人艺的编剧,有责任为人艺写戏)我以为昆曲与李清照这一题材很相匹配,啊,决不仅仅因为李清照是女词人,抑或曲与词更为接近,重要的是词人李清照与昆曲品位上的契合!这也及于艺术上的体性格调和审美趣味,及于高雅、尊贵、优美与“阳春白雪”。

尊重昆曲这一载体,就必须无条件地尊重它的艺术规律。昆曲文本的写作与其他剧种最大的不同在于曲文(俗谓唱词)。昆曲是曲牌体,固非上下句的板腔体可以敷衍。昆曲从唐诗、宋词、元曲衍生而来,编剧的天职是“照谱填词”。先得遵循昆曲的规矩,选取、认定其宫调、套数、曲牌之范式,填词之际,定须掌控曲牌的词式特点,明格律,辨四声,举凡全牌有多少词句,词式句式如何,全牌有多少正字,何处宜添衬字,全牌分几个词段,有多少句、逗、断,有多少韵位及可韵可不韵者。编剧无此素养而妄言“创新”,其自欺欺人乎?

近日偶从报载读到英国诗人奥登评论布里顿的歌剧《螺丝在拧紧》,他说:“或许,让自己的创作受一些苦,也让观众费费脑筋,这样的艺术才可以无休无止地活下去。”我赞成这种说法,剧作家无须处处“奉承”观众,有时候就是要与观众为“敌”,诸如昆曲,昆曲人要敢于公然宣称,昆曲就是阳春白雪,昆曲应当高雅,不是昆曲去低就下里巴人,而是下里巴人来高攀昆曲!

尊重昆曲这一载体,不是故步自封,继承之际,发展并创新,创建昆曲的当代品格。一方面,昆曲文本的内涵要力求当代性。依本体诠释学,尤应强调创造性的理路标新。李清照是几近千年的古人,把亡灵写活,不是为了挽救亡灵所“挂靠”的那个社会,恰恰相反,是为了抨击那个不合理的制度,也为着那个制度的游魂至今仍在飘荡。历史剧说到底是现代剧,史剧作家无非借“古昔”作自白,而舞台恰似一方神奇的天地!

当代性的另一方面,即是舞台,是舞台上自由挥洒的各种表现手段。这里有两种对接。一是与传统对接。比如昆曲的诗化。诗化几可视作昆曲的灵魂,诗化以其行云流水的形态,交融着时空的流动性,呼应着表演的写意性。二是与西方对接。比如,戏曲之假定性,昆曲做到了推向极致。一俟低头,即入梦乡,回归原位,又复现实。也许西方人会想起华盛顿·欧文《睡谷的传说》,更会想到现代主义的意识流,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总之,旧形式,新形式,东方手段,西洋方法,都可以“拿来”为昆曲的当代性服务。

滴沥余墨,未成风骚,告罪了!